的想法，知名媒体人、运营商财经网总编辑康钊似乎仍有壮志未酬的感觉，他说，
康钊早年一直在全国最知名的媒体工作，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原本分配在部委机关（后改制成央企）工作，但他还是更爱干新闻，于是去了人民日报下面的环球时报，亲历了那个时代很多新闻大事件，比如1999年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事件。
2002年起，他任南方周末常驻北京记者，后来又任新浪网首席记者，因为开创了中国互联网媒体原创的历史，2015年康钊离职时，有人在网上称其为“网媒第一记者”。
后来还有其它门户网站的人说，他们当时听到康钊离职的消息后，在楼下放鞭炮，因为总算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没了。半年多之后，他创办了运营商财经网。
“这几年，很多报纸倒闭了，很多网站倒闭了，但我们从0开始，活得还行，这首先要归功于新闻理想“，康钊如是说。
事实上，早在运营商财经网刚成立之际，康钊就创办了运营商领域首个新闻培训机构，旨在帮助刚入行的媒体人实现“初生牛犊”至专业媒体人蜕变，在实践中践行新闻人的“原创”初衷。
那时候，运营商财经网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而是叫运营商世界网，2019年才改名为运营商财经网。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实际上一直想打造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培训班，我叫它新闻公塾，”康钊如此说。
恰好，网上有篇文章写道，当时，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私下在开一个新闻培训班，白岩松称之为“东西联大“。
于是，康钊开始行动起来。在内部会议中，康钊谈了他的感受，他觉得，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他发现中国高校培养出了很多优秀新闻人才，但是高校针对互联网新闻领域培养的新闻教材很少，导致能很快适应互联网新闻方向的毕业生匮乏，在白岩松“东西联大”的启发下，创办培训机构的想法便在他心底生根并发芽。
与白岩松纯粹培养新闻人才不一样，康钊当时是想把员工当做学生来培养，把学生当做员工来使用，每天一个小时的课程全部讲实操，用案例进行剖析，学员之间相互讨论，这种集中式的统一学习，抛弃了过去简单的“传帮带”做法，在把员工当做生产力的同时，也在帮助员工快速成长，完成从学生到员工身份的转变。
康钊认为，媒体的总编很少会关注员工如何成长，尤其是刚出校园的新员工，更需要一种快速有效的切入准则，不管怎样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后来，又过了两年，运营商财经网的经营效益蒸蒸日上，而且，康钊又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人才的培养问题，又萌生了创办”新闻公塾“的想法。
四年之后再回望过去，康钊感慨道，“过去的新闻培训班有很多经验教训，主要还是自己的管理不到位、管理经验不够。不是说新闻公塾模式不好，而是我们要因材施教；不能填鸭式教育，而要按照每个人的发展方向去培养，同时要高度注重管理，注重新闻价值观的培养、新闻行业敬业精神的培养。”
在想明白新闻公塾的方向后，只要条件允许，康钊表示仍坚守初心去开设这样一个培训班，只不过在选人方面要更加严格，开班的条件也发生大幅变化。
康钊表示，“好的队伍是很整齐统一的，写作风格甚至是做事风格都是差不多的，新闻公塾操作的目的主要就是这个。”刚刚毕业的学生理论可能很强，但实操起来却常常感到茫然。
关注新人的培养，是康钊新闻公塾的初衷，作为第一代互联网媒体人的显著代表,，康钊认为学员选定需要认真，没有新闻理念的基础，不是学新闻的，不爱干新闻的，不以新闻为职业方向的，不勤奋的都没必要选进来，选进来他也不爱学，他也学不会。
“进入新闻私塾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高校新闻专业的，而且愿意以新闻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热爱新闻；其次是必须勤奋，有一定的承受力；第三，必须有一定的写稿能力，有一定悟性。”康钊如此说。
关于新的开班形式，康钊提到了其在90年代初期所受的精英教育模式，当时大部分高校不要说博士点，就连硕士点都没有，只有名牌高校有博士点、硕士点。所以，普通招生量很小，整个中国人民大学一届只有300多个硕士研究生毕业，一个研究生导师一年只招一个研究生，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相当紧密，导师也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学生的成长。
康钊深感单独教育、一对一模式的好处，他认为，如果再开新闻公塾，一个班的人数大致限定在5-10人，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厉害的新闻人才。
“一旦要开，进来的人要先自己想好。”这句话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学员说，新闻公塾的开办让康钊找到了对社会的另一种贡献。
如果不受一些特殊情况影响的话，预计这个新闻培训班的新一届今年就要开班了。
（免责声明：此文内容为本网站刊发或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记者在多家连锁餐饮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生存现状，倾听心声期盼，探寻发展之路。
近几个月来，面对多点散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国有企业主动作为，压实主体责任，在疫情防控与生产运行“双线战役”中稳扎稳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