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一个德国士兵扛着计算机走5米路就能搞定的事，最后两个人合计开了6~10小时车、填了大约15页纸的表格，花掉纳税人整整400欧元才得以完成；西班牙某水务局的一位公务员，上班“摸鱼”6年没被发现，竟成为研究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专家。作为“打工人”，类似的事情或多或少都在职场上见过。
2020年去世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犀利地把类似工作称为“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也就是“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从事者还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狗屁工作”的观点提出来后，在西方引发很大的舆论反响，不少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数据也印证了格雷伯的敏锐——40%左右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只是以前没人公开专门谈及。“他就像那个小男孩，把‘皇帝的新装’大声说出来了”，《毫无意义的工作》译者吕宇珺说。
1941年，格雷伯出生于纽约，父母是自学成才的工人知识分子，父亲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从小在工会资助的合租公寓里长大，他的成长环境被认为是“充满了激进的政治思想”。格雷伯成为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其一生中，格雷伯最为人知的便是参与策划了著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9月17日开始，成千上万示威者在华尔街搭起帐篷，抗议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还有美国政治中的钱权交易。很快，运动从华尔街席卷到全国，直到11月15日警察发动突袭，强制抗议者离场，才不得不结束。历史学家罗格斯·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称格雷伯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和杰出的作家”。
2013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结束一年多以后，激进杂志《罢工！》邀请格雷伯写了一篇文章，编辑希望他写点“煽动性的内容”。于是，格雷伯根据日常观察，写了《谈谈“狗屁工作”的现象》。他说，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代就指出，到20世纪末科学技术会非常发达，欧美发达国家每周工作时长可以缩短至15小时。然而如今大家却发现，技术确实突飞猛进，生产很大程度上也实现了自动化，但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每周工作40甚至50小时，大多数人依然没有太多闲暇。格雷伯认为，原因在于“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工作”，这就是他所说的“狗屁工作”。
格雷伯写完这篇文章就去度假了，完全没想到文章发表后立刻在西方世界引发巨大关注，被翻译成德语、瑞典语、俄语等在内的10多种语言，杂志网站点击量超过100万，无数国家的网友讲述了自己从事“狗屁工作”的经历，好几次网站服务器还因访问量太大而崩溃。
最初，格雷伯估摸“狗屁工作”占比在20%左右。文章发表后，英国的一份调查显示，37%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荷兰的结论则是，40%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由此可见，这篇“煽动性”的文章并非为了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只不过以前被忽视了。格雷伯颇为得意，他快人快语地说，“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是便秘许久终于可以通畅一次，他们隐秘的感觉得到了一次发泄”。
仔细看了网友们的留言后，格雷伯觉得“狗屁工作”这个现象还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于是在《谈谈“狗屁工作”的现象》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成了《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狗屁工作”的成因、影响等，认为可以借此更加深刻地看待一些社会问题。
在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我们是99%”。抗议者认为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他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口号是格雷伯提出的，他否认了，但从文章和著作可以明显看出，他十分认同“我们是99%”这个观点。
格雷伯把“狗屁工作”分成五类，涉及的职业包括富豪阶层雇佣的看门人、接待员、公关、游说者、电话推销员、企业律师等。他说，40%的工作之所以“狗屁”，因为很多都是被制造出来巩固1%的人群的利益，例如大量的金融服务和公司法务职位。门卫、接待员、行政助理这些工作的存在，也是为了衬托某种身份。尤其是豪宅门卫这种与封建时代侍从相似的工作，背后隐藏的人际关系也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彼得·比尔曼注意到了，他调查了曼哈顿高档小区中专有的一种门卫后，写下了《寻找门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
格雷伯认为，另外还有一些工作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人们在操劳那些“狗屁工作”而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比如深夜外卖员、宠物洗澡工等。
定义“狗屁工作”时，格雷伯提出了一个标准，即“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书中专门用了两个章节来解释何为“伤害”，最主要的就是“狗屁工作”所造成的“精神暴力”，“这部分也是很多人看后非常容易引起共鸣和思考的地方。”吕宇珺说。
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的埃里克，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以劳动为荣。研究生毕业后，他被一家大型设计公司录用，负责内网界面管理。不久，埃里克发现公司三个合伙人内斗不断，经常相互拆台。为了让公司上下能协同工作，一位合伙人强势推出了内网管理软件。但是软件经常卡，大家也担心被监控，对系统很排斥。而埃里克做的工作就是帮助运营、开发、推广该软件。这份工作清闲，上班有时间看小说、报纸，午饭后还可以散步三个小时。但没多久他就觉得无所事事，也无法从工作中找到意义，想辞职时老板反而加薪挽留。看起来埃里克的“摸鱼”工作让无数人羡慕不已，但最后他还是想办法让老板解雇了自己。
格雷伯认为，埃里克的遭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分析“狗屁工作”为何会带来痛苦。他提到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在婴儿身上做的一个实验。实验中婴儿随机动了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当他重复刚才的动作，铅笔又动了之后，脸上就露出愉悦的表情。格鲁斯由此提出“身为原因的快感”这一观点。
格雷伯解释说，实验中婴儿的快乐在于体会到自己是独立于周围的个体，这种愉悦也成为后续所有人生体验的基本背景。实验中，当婴儿发现和体会到“身为原因的快感”的机会被拿走时，他会愤怒，然后拒绝配合。这就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狗屁工作”会对人造成毁灭性打击——“雇佣你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因为有用才获得了这个岗位，结果却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但又不得不配合表演”，“这种先让你产生自己有用的错觉，然后再被全然否定的经历，不仅仅是对自尊感的摧毁，还直接动摇了自我意识的根基”。格雷伯进而还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一个人一旦停止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影响，那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
第一财经：作者在书中批评了各种各样的“狗屁工作”，但现在整个世界都经济下行，工作难找，很多公司还在裁员，有人会觉得有份工作都很不错了，不要那么挑剔。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书中的观点还有现实意义吗？
吕宇珺：恰恰这种情况下，格雷伯提出的很多观点更有价值。我想强调的是，很多失业跟国际、国内环境相关，没有工作不代表一个人没用。正如作者讲的，人类历史上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必须工作的状态，就这么一两百年时间，所以才创造出这么多“狗屁工作”，而之前大部分时候没那么多人需要工作，所以人的价值并不应该只被工作所定义。
格雷伯比较行动主义，比较激进，如果你深陷“狗屁工作”，他肯定会支持你马上辞职。但是现在整个经济环境不是很好，很多人会有更加现实的考量，离开的勇气也会比经济高速发展时小很多。这时，作为被雇佣者如果对“狗屁工作”有更多了解，就会明白工作的时候为什么压抑，知道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面临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消解一些“狗屁工作”带来的痛苦。
作为雇佣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的启发就是，当发现员工没事可做、想给他找点事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招来员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应该想办法给员工搭建更好的平台，让他发挥真正的价值，而找点“狗屁事情”来做，只会起到负面效果。
第一财经：对于如何减少“狗屁工作”，格雷伯到最后也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解决办法，有人比较失望，觉得说了相当于白说。你怎么看？
吕宇珺：格雷伯在最后一章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这样收尾，他认为提出问题者并不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把现象描述清楚都很有价值了，否则大家会觉得书的重点是在最后的解决方案，把其他的东西都忽视了。必须要提一个解决方案，想出些政策，也和他的政治观点完全违背，因为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第一财经：在解决“狗屁工作”的问题上，他看起来对有人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建议比较感兴趣。你觉得这个建议是否太理想化了？
吕宇珺：格雷伯虽然没有对“狗屁工作”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但他是活动家，会接触各种社会运动，观察下来发现之前有人提的“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建议不错。“全民基本收入”乍一听非常理想化，但背后有一套逻辑，就是靠这份钱可以把人的生活和工作本身分开。格雷伯也相信，并不是所有人拿到这笔钱就懒得去工作，因为调查显示，80%的人中了彩票后还是去工作，只不过到那时可以不做“狗屁工作”，而是追求做事本身。当然我个人也觉得，“全民基本收入”这个不太现实，是我们期待的社会的方向，所以格雷伯更多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