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代办理互联网医院牌照的官网上，多个牌照信息循环滚动播放，这些牌照多批准于2020年，大部分来自当年互联网医院发展最为火热的宁夏、海南……

　　多位互联网医疗从业者说，疫情催生下的公立医院的互联网医院，九成呈“僵尸”状态，如今这种情况更甚；而之前第三方机构办的互联网医院，早就运营成了“掌上惠民自助机”；以卖药为主营业务的一些企业里，却在拿到互联网医院牌照后，明确了卖药路线，悄悄砍掉了“互医业务”。

　　而今互联网医院牌照如烫手山芋一般被四处转卖、兜售，这一切始于过去3年的狂热。

　　论互联网医院的元年，要追溯到2015年，乌镇互联网医院启动上线年，好大夫在线在宁夏拿到第一张互联网医院牌照，截至2019年10月，全国互联网医院有269家。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大多数人足不出户，线上完成诊疗过程成了就医刚需。多位业内人士回忆，2020年2月之后，企业去各地拜山头、拿牌照；各地直接点名三级公立医院，必须上线互联网医院问诊，一批互联网医院奔涌而出。

　　多地互联网医疗产业园拔地而起，为拿牌照，企业蜂拥而至，有的不惜花重金委托中介机构拿下牌照；政府为招商、政绩、地方税收与带动产业发展，“甚至一家医院批十几张牌照，全部交由企业运营”。

　　八点健闻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2月，全国已出台180余条互联网医院相关政策。截至今年5月，全国共有互联网医院牌照2700余张。

　　短短3年多，全国互联网医院牌照从不到300张，激增到2700张，是过去的9倍。

　　狂飙之下，计划中“多赚钱和广运营”的神话破灭。在宁夏、海南两地，不少企业在拿到牌照后，出现“零运营”。当时几百万血拼拿下的牌照，因没有赚钱的实体业务，逐渐变成了企业们的负担。

　　昔日，要拜山头、找关系才能得到的互联网医院牌照，而今成了不少局内人急于转手、又转不掉的累赘。

　　疫情那三年，做过互联网医院的人都知道，那阵子是“企业扎推办牌照，政府大量批牌照”。

　　在一二三数字医疗联合创始人毕佳看来，2018年25号文《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的发布，加之2020以来三年疫情的席卷，是互联网医院扎堆出现、互联网医院牌照大量批出的关键原因。

　　多位业内人士向八点健闻描述当时的场景，25号文后，多地互联网医院如雨后笋，“因为有法可依”；2020年初多地疫情突袭，有的省里、市里开始点名，把三级医院的名字画出来，要求必须建立互联网医院问诊制度；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直接出面组建互联网医院，社区卫生院以医联体的形式都挂到互联网医院上”，在审批流程上，可以“先上车后补票”。

　　宽松的环境，鼓励的政策，一批互联网医院被火速批准上线日，武汉某医院紧急开通互联网医院问诊通道，医院1月31日提出资质申请，2月3日即被批复同意，仅仅用了不到4天；

　　2020年2月5日，天津某互联网医院向申请增加呼吸内科。当天下午16:14正式受理后，16:25就已办结，耗时仅仅11分钟。

　　动脉网数据显示，单在2020年2月这一个月，全国新批准的互联网医院就多达65家。

　　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牌照的神速获批，几乎没有门槛。但对于医疗信息化的企业和民营医院来说，即使拿牌照有难度，也一定要挤进去。

　　“拿一个省级的牌照，就可以打通全省医疗资源，包括医生多点执业，能够真正从官方合规的角度去做互联网医院。”卓健科技前高级副总裁、医立方科技创始人翟雪连告诉八点健闻。

　　医疗信息化公司去拿互联网医院牌照，除去跟风之外，也与这类公司的服务属性有关系。

　　一般多年服务医院信息化的企业，无论是专注于院内系统还是互联网服务的连接，一方面有部分医生、药品等医疗资源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切入诊疗服务的核心业务的心愿，再加上互联网医院的服务的天然互联网基因。

　　“三者碰撞，拿一张互联网医院的牌照仿佛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一位医疗信息化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称。

　　2019年，翟雪连就为了拿下互联网医院的牌照，不惜拿着项目书、背着PPT，一次次去找当地主管部门的人士。“尽管我们是专业医生团队组成的公司，但没有线下医疗机构运营背景，需要反复解释才能证明能力、获得信任。”拿到许可后，翟雪连火速租办公场地、搞装修、做各类线下医疗机构开业必须的人员及软硬件准备。

　　那时，一张互联网医院牌照，对医疗信息化公司来说，意味着在资本市场有价值，或者是可以延伸合作意愿的业务。这类公司往往建设互联网医院的成本更低，而且院内合作的基础也更好。

　　“互联网医院牌照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线上合规地提供有限医疗服务的资格而已，只要不涉及诊断后处方，院前延伸业务其实不需要互医资质。”毕佳表示。

　　互联网医院“牌照热”愈演愈烈，甚至在一些地方衍生出一批互联网医疗园区，出现代办牌照的“攒局者”，甚至有地方开始拿互联网医院牌照进行招商引资。

　　互联网医院从业者赵鑫（化名）回忆，2022年，一家医疗信息化公司的董事长跑到西部某省，当地想招商引资，发展中医药产业，当时政府觉得单独靠中医药产业，全国类似地方不少，没有特色。为了提升优势，当地相关部门开始批互联网医院牌照，互联网+中医的形式，政府既有政绩，又好讲故事，一个牌照能为当地引来几十万的收入。

　　据知情人士透露，曾有一度，甚至有地方把审批互联网医院的牌照，变成了一条发展地方经济的渠道，一方面是申请牌照，给当地带来不少招商引资的机会；另一方面还会有年审，企业需要一定的花费。

　　而实体医院只是被挂靠。“一个公立医院批十几张牌照，但跟医院没关系，企业运营，医院纯粹是接了个任务。”赵鑫表示。

　　一时间，互联网医疗产业园在全国遍地开花。企业争相入驻，入驻的企业可以优先拿到牌照，还有政策支持、投融资对接、甚至是租金减免的优惠。

　　面对这些支持与优惠，尽管某些地方互联网医院牌照的中介费用高昂，买家们仍止不住狂热。

　　一则转让牌照的消息，在一家代办理牌照的企业官网滚动播放。滚动许久，无人问津。

　　“只有牌照，没有实际赚钱的业务，还是不行。”经过了两年的“市场教育”，多位当年争抢拿牌照的相关人士，纷纷醒悟。

　　长期从事AI医疗服务的李硕（化名），最近也接触到一些想要转让牌照的企业，这些企业，起初因优惠政策，企业扎堆去各地拿牌照。有些企业根据业务条线或不同地域，往往会申请好几张牌照。

　　但实际上，很多拿到牌照的企业，因为疫情，很少去牌照所在地开展互联网医院业务。据某省2021年对外公布的社会办互联网医院的服务量情况来看，截至2021年1月，58家互联网医院中，仅少数几家产生了有效的运营数据；20家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数为0，47家的诊疗量为0，以及51家的处方量为0。

　　“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年以来准备出台一些促进招商的利好政策。”李硕称。

　　李硕公司所在的园区，今年还对入驻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进行纳税考核，“签署的协议里， 必须三年内达到一定纳税额度，不然企业需要返还当初的减免费用”。此前，很多公司拿了牌照后去其他地方开展业务，并没有把营收留在牌照签发地。“就从今年开始，我们公司所在的产业园，他们开始有这样的要求”。

　　李硕回忆，其多次参与的政府会议上，会对当地的互联网医疗企业的纳税情况进行通报，一批业务量大、纳税额高的企业会被表扬，纳税为零的企业名单也会被公布。

　　这种情况，在企业刚开始匆匆入局之时，是完全没想到的，也更没想到拿了牌照后，业务跑不通。

　　除了营收和纳税，有些地方还要求在当地获批牌照的企业，必须租用当地的政务云服务器，并购买相应的网络安全服务，一年成本至少10多万。此外还有场地费、系统开发和运维的费用等，“一年下来最少四五十万”。

　　还有些地方，要求获批互联网医院的企业必须搭建有两套系统，一个是线下实体医疗机构系统依托的远程会诊中心，另一个是线上的互联网医院。除了线下实体的运营成本外，还有线上线下两套系统的搭建与维护，成本自然高，总成本达500多万，购置设备等费用达200多万。

　　医生属于公共资源，调配是个问题。“有些科室没有太多经费，一旦科室提要求，让医院配置护士、疗程管理师、技师，很难得到支持，更不用说院后全病程管理和真正意义的随访了。”毕佳表示。

　　“除非是一些中医科室，比如，院内开中中药配方颗粒加成15%；互联网医院开出来的中药配方颗粒加成25%。”一位企业人士表示。

　　之前在医院做互联网医院的赵鑫，现在已出来自己创业，谈起医院型互联网医院，其表示，“第三方帮医院代运营的业务更浅薄了，活活把互联网医院变成了掌上惠民自助机。”

　　赵鑫进一步补充，之所以做得浅，一是因为商业方面的拓展，在医院型互联网医院上，受政策限制会比较大；二是互联网医院风口慢慢过去。

　　“医院在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上更多是把一些业务的拓展变成了便民服务上的拓展，所以也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掌上自助机。”

　　有医院想把自家院内制剂放在互联网医院上销售，行不通；一些医院科室想把洗牙套餐放在互联网医院上，患者购买服务后，去线下实体医院核销也不行。

　　2014年，被业内称为中国互联网医疗的元年，如今进入第9个年头，行业洗牌把懵懂入局的企业淘汰，这也符合商业规律。

　　2015年12月，微医与浙江桐乡携手创办的乌镇互联网医院拿到了第一张互联网牌照；2016年4月，好大夫拿到了银川互联网医院牌照，“银川模式”一度成为行业标杆。此后，各地互联网医院爆发式落地，宁夏、海南、成都等成为互联网医院聚集地……这些都是“梦想”的原点。

　　但未料运营成本之高，只好及时止损。这场“转让潮”里的大多数，正是那批匆匆入局的民营机构。

　　但在“转让潮”背后，如围城般的互联网医院，还是有人想要入局，只不过现在进场的人比以前更“务实”了。

　　“现在需要互医牌照的人，一般都是已有适配的业务场景，需要资质来满足合规的需求。不会有外行买牌照，期望以后变现。”一名行业资深从业者表示。

　　以宁夏为例，当地“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区）建设已有4年，今年5月29日通过国家验收。成熟的示范区，加上优惠税收减免政策，吸引了不少企业入驻。

　　据李硕观察，2022年，有一波人在申请。而在2022年、2023年，这批申请牌照的互联网医院朝着细分领域专业化发展，以垂类的专科医院居多。

　　在翟雪连看来，专科化选择合理，是互联网医院能够运营出利润的重点。特定病种的线上问诊精准瞄准患者群体，以私域流量方式把患者管理起来，只服务该病种的患者群。目前专科互联网医院以依从度较高的病患为主，比如慢性病、妇科、儿科、皮肤科等，除了问诊，后续还有随访、健康管理、处方开具等诊疗行为，能支撑起民营机构的营收。

　　互联网医院铺设售药渠道有其技术优势，而获批互联网医院牌照，就相当于为医药电商找到了卖处方药的合法化途径。

　　不过微妙的是，医药电商又不希望互联网医院发展得太好，一旦发展过好，互联网医院背后强大的实体会把患者从线上吸引到线下，这又与互联网医药电商初衷背道而驰。

　　对医疗机构而言，发展互联网医院的最终目的，自然还是希望把患者引到线下，毕竟检查、手术、住院等诊疗手段才是医疗的核心，也是主要营收来源。“互联网医院作用是提高用户黏性，提高患者线下到诊几率。”上述行业资深从业者分析。

　　回过头看，互联网医院的出现曾救公立医院于水火。比如曾负债20亿的黑龙江省医院，2019年上线掌上医院后，门诊量翻倍，医院因此走出囹圄。

　　如今，仍有公立医院在延续这样的“理想故事”。他们大多有坚定的领导班子，下定决心重塑流程，到现在仍运营良好。成绩突出的以华西二院和北京肿瘤医院为例，前者打通了线上就医全流程业务，后者通过“北肿云病历”，在疫情期间无法开诊时，将肿瘤患者全部转至线上诊疗。

　　而今，互联网医院的那股狂热风口已过，概念不再有疯狂的张力，但想象的底色依旧吸引着“围城”内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