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一种天才的想法一个生长的空间？这首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允许胡思乱想，允许看不到有利可图结果的探索，允许不断地试错，甚至允许失败。社会这种雍容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记得若干年前，有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不错的发展水平，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但然后就是天花板了，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靠的就是科技创新。
我们现在大体就处在这个瓶颈的阶段。因此，我想聊聊科技创新的问题，探讨科技创新的底层密码。结果你却发现，科学的密码，在科学之外。
长久以来，人们整理过无数份影响了世界的创新者名单，虽然每份名单中的名字有所出入，但大体少不了下面的一些人：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戴尔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还有这次的山姆·奥特曼。实际上，这个名单会很长。
仔细看，当中的不少人给人的感觉都是怪怪的。其中，大多是移民的后代，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相当的一部分是辍学生，以至于有人说，几个辍学生影响了全世界；行为怪异的不在少数，扎克伯格见投资人的时候，在PPT里面演示的是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山姆·奥特曼就更神经质了，不但因为怀疑自己得了绝症而整天忧心忡忡，还为担心世界末日做着种种怪异的准备。
这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后来影响了世界的奇思异想与这种种的怪异和非常规有没有关系？第二，如果社会将他们打磨得循规蹈矩，还会不会有这些重大创新的发生？换句话说，创新与自由的土壤是什么关系？
就说辍学这件事儿，我的一个猜想是：进入大学最初这两年，也许是一个中学时学到的知识与进入大学接触到的知识发生碰撞最激烈的时期，也是一个最容易触发奇思异想的时期。从人生的角度说，这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期，是一个不怎么考虑代价想做事情的时期。因此，这时的社会中，有没有一个使得这些奇思异想能够落地的土壤，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在这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中有没有一种安排，既能使得他们有机会把天才的想法去试一下，又不至于因为失败而失去一生的前程，因为失败毕竟是大概率事件。
据说，比尔盖茨的辍学，其实并不是我们理解的真正退学，按照规定，如果创业失败，他随时可以回到哈佛大学上学，这大致相当于所谓的保留学籍吧。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制度上对这种创业行为的包容，即所谓的保留学籍。
类似的做法，也开始在中国高校中进行尝试。早在2016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允许参与创新创业的学生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在此之后，有20多个省份也出台了各地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方案。其中，广西、黑龙江、福建等地进一步明确了大学生休学创业保留学籍的具体年限，一般介于2年到8年之间。应当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
当然，这里还需要观念的转变。一个社会要想鼓励创新，就得有包容不同想法，便利差异化人生选择的环境。
从这些天才学生脑子里的奇思异想，到一个成熟的重大科技突破的实现，这中间其实有很长的距离需要跨越。是什么东西助推了他们的这个跨越？
我们先看一下奥特曼的创业过程。奥特曼的创业不是从辍学开始的，而是从大二开始的。当时，他与两个同学一起写了个手机App--Loopt。Loopt很成功，于是3人一起退学创业。3人带着Loopt进驻了Y Combinator，这是美国最著名的初创企业孵化器。这个时期，获得3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2015年，他和马斯克共同创立了OpenAI。此后，奥特曼盯上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并得到微软的风投。这样，才有了ChatGPT的诞生。
这个过程的描述当然是过于简单的，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风投和孵化器在奥特曼创业中的作用。
我们知道，科技创新有这样的几个特点：投入大、周期长、成功的概率低。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在传统的金融市场得到支持。风险投资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投资并不以经营被投资公司为目的，仅是提供资金及专业上的知识与经验，以协助被投资公司获得成功。风险投资的最终目标是在被投企业上市后，进行股权转让，以此获得数倍于投资成本的利益回报。正因为如此，他追求的是成功率，而不是每个项目都盈利。
现在人们都在议论通用人工智能，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烧钱的过程。据奥特曼估计，为了开发足够先进的通用人工智能，OpenAi未来几年可能需要筹集多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现代科技创新如此规模的资金需求，没有一个完善的金融系统的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不仅当今的科技创新是如此，实际上近两百年来整个人类工业化的过程及人类财富的爆发性增长，都是与金融制度的创新联系在一起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因为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
在这些技术等来了金融革命之后，工业革命才得以暴发。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工业革命实际上是技术发明与金融革命相碰撞的产物。这也就让人联想到当今社会中关于所谓虚与实的争论。对所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我们不能停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
无论在哪个社会中，虽然天才都是凤毛麟角，但奇思异想从来不是稀缺品。不过，这些奇思异想，有的是靠谱的，有些是不靠谱的；有的是比较成熟的，有的是相当幼稚的；有的是有可能实现的，有的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如何以及由谁来对这些奇思异想进行辨识和筛选？这是一些奇思异想能够成为创新突破的前提。
对各种创意进行辨识和筛选，并对其中具有重大价值者进行支持和扶助，无疑是国家的职能之一，尤其是在与国家重大战略有关的项目上。正因为如此，各个国家都会有这方面的基金或计划。比如，中国在芯片和新能源汽车上的政府投入和种种优惠政策。国家在这方面自有其优势，如更强的专家队伍，更强的资金力量等。
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市场是一种更强有力的辨识与筛选机制。而在当今时代，市场的辨识与筛选，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风投实现的，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有时更专业，更独具慧眼，也更有弹性。
最近我读到一个故事：还是在大学创业期间，有一次扎克伯格去拜访红杉资本，不仅迟到了，而且穿着睡衣，穿着拖鞋，还准备了一个PPT演示，介绍他的公司，但是他在PPT里面列出来的是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这是到一个银行去谈贷款会怎么样？到一个国家基金去申请资助会怎么样？
这里需要强调一句，就辨识与筛选而言，风险投资具有对市场前景更强的敏感。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当年美苏之间在半导体发展上的不同路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在电子工业上不分伯仲。但不久，问题出现了：在计算机的发展上，是走电子管的路线，还是走晶体管的路线？电子管，体积大、耗电多、效率低，但稳定可靠。晶体管体积小、耗电少、效率高，但稳定性差。为了适应市场小型化的需求，美国最终选择了晶体管。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美国电子工业一路领先到今天：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也就是今天的芯片。这是市场辨识和选择的结果。
在苏联，这个选择是由官员和专家们做出的，而当时的苏联是举国体制、军事优先。为了保障军事上的可靠性，由赫鲁晓夫亲自拍板决定，选择电子管小型化方向。到了后来不得不走晶体管路线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是差了一大截。人们经常讲点错科技树的问题。在科技发展的岔路口上，对于方向的辨识是极为重要的。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市场对科技创新的耐心与弹性，能不能给一种天才的想法一个生长的空间。这首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我们不妨把科技的创新与突破的链条在思维上拉长一些。在这个链条的一些重要环节上留一些弹性的空间，允许胡思乱想，允许看不到有利可图结果的探索，允许不断地试错，甚至允许失败。社会这种雍容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成功就是不断失败的结果。在马斯克的星舰爆炸之后，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马斯克做的，我们都会做。那个多发动机并联方案，也就是火箭底部密密麻麻一堆发动机。方案是可行的，但这个方案又是极为复杂的。这就决定了星舰的成功必然经历这样的过程：要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开始时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
当然，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在我们的文件上、文章里，讲科技创新要有耐心，有耐力的话，比比皆是。但倡导是一回事，能不能有有效的机制保障是另一回事。
不可否认，资金的投入者，都想早日看到成果，早日使成果得到应用，这种应用在很多时候是要体现为商业利益。关键还是制度安排。
在ChatGPT诞生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奥特曼所做的一个很巧妙的制度设计。在研发之初，他们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既可以引进风投，又不会被风投左右你的发展方向。于是，奥特曼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创立了一个盈利机构B，并用OpenAI控制B。最后的设计是：微软分批投入130亿美元，占有B机构75%的股份；当微软收回130亿美元投资本金后，股份会下降到49%；当微软封顶收益达到920亿美元后，将退出所有股份，届时B的所有股权将退还给OpenAI。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就是将回报与控制分开。
这说明，资本和市场也往往是短见的。因此，对创新的耐心和弹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态的产物。
下面的这个比喻，是意味深长的：你把AI想象成一个小孩，欧美的AI属于精英教育路线，出生后家里就一路砸钱供他读书读到博士。等到毕业之后，一出场就王炸，惊艳全场。中国的AI属于功利教育路线，出生就接受生存教育，养到15岁，就开始逼着他想办法给家里挣钱。学的都是如何市场化的技巧。他的这声感叹更令人深思：人的命运在子宫里就注定了，机器人也不可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