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需建立自己的电子邮件系统，这便是王运丰和措恩等人正在努力实现的事情。
1987年9月4日到9月14日，整整11天时间，两个相隔7个时区的科技队伍终于完成了对主机操作系统的修改，解决了中德之间邮件交换的一切软件问题。
9月14日开始，留守在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格德威克就一直在和身处北京的米歇尔芬肯不停地电话联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措恩教授的助理。
这一天，米歇尔芬肯看着王运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出了那封电子邮件，网络两端的11名技术人员翘首以盼。
几经排查，人们发现，在一个小协议中存在一处微小的程序漏洞，导致了邮件的发送被延迟，而两国信号间的传输不稳定又加剧了这个漏洞。
为修改这处小小的瑕疵，研究组重新编写了一组程序。7天后，这封邮件终于穿越了半个地球到达德国，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这句自豪的宣言，随即由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服务器发送到世界各地的近万个大学、研究所和计算机厂家。
不过，好不容易建立的国际电邮信道，利用率却不高。当时，每收发一封电子邮件都要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超过了中国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而维护这条基本线路，中德双方每月都要支付近5000美元的租用费，这远非当时清贫的中国科技界所能承受。
而且，发送时还容易控制，但接收时，需要先由中方发起一次呼叫，才能收到信号。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把数据取回来，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担心错过重要信息；等到把数据取回来，常常发现根本没用，很多钱就这样白花了。
昂贵的费用其实是在转发中产生的。人们也许不明白，既然已经入网，为何还有转发一说？
原来，王运丰等人连接的网络并非Internet骨干网。“跨越长城”邮件发送时，所基于的是CSNET和BITNET两张网络。这两张网络虽然隶属于Internet的有关组织，正式接入其中也需要美国方面认可，但两者却是独立运行的。这样一来，中国发送给世界各地的邮件首先要发向德国，再通过德国服务器进行转发，接收邮件的过程也是一样麻烦。而租用信道的费用非常高，每1K流量的费用超过6元钱。那些接入Internet骨干网的国家，收发邮件的费用每1K只有几厘钱。
从这时起，接入Internet骨干网，便成了中国科技人员孜孜以求的目标。
已使中国学者深深意识到，与世界联网刻不容缓。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呼声，在中国科学界越来越清晰，尤以站在技术尖端的计算所最为心急。
据时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的钱华林回忆，在1991年前后，计算所每年能收到3000多份科研成果预印件。而有了互联网以后，国外科研机构就直接把科研成果放在网上，不会再寄预印件了。等国内科研人员看到时，都已经是在杂志上刊出的，发表了半年多的陈旧论文。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互联网基础，中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在着手部署一个名副其实的局域网。
钱华林记得，中国首个大范围局域网项目启动是在1990年4月，参与单位三家：中科院、清华和北大。项目经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420万美元；一部分是国家计委配套下拨的经费，420万人民币。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关村地区用光缆连接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内部运行的互联网络，让科学家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就可以使用超级计算机。项目负责人是中科院副院长胡启恒，当年40岁出头的钱华林负责其中的一些技术工作。
在国内部署这么大范围的网络还是第一次。那是一段夜以继日的岁月，所有人都像钟表的时针般不停地忙碌。“有时候我早晨4点钟就会到办公室来。”钱华林说，“有时候，是早晨4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回家。”
虽说经费不成问题，但很多壁垒却是绕不过去的。建网需要路由器，而所有先进的网络设备都对我国实行禁运。于是钱华林带领研究生开始自己研发支持10兆以太网的RIP协议路由器。直到现在，中科院计算所的网上还留有自己研制的路由器。
1992年，30多台路由器支持的局域网搭建完成，次年年初实现互联。这项联通了中科院和清华、北大的局域网被命名为“中关村示范网”，而科研人员亲切地称它为“三角网”。
这个“三角网”，实际上便是中国互联网的雏形。在发展初期，钱华林带着一个“联合设计组”工作了大半年，形成了一个只有4页纸的报告，提出了网络设计的几个原则：以TCP／IP协议为主；必须用光缆；速度不能低于10兆现在，人们回头再看这个报告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在当时，报告所体现的设计思想已经非常先进，而且暗合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关键在于，根据这一报告搭建的“三角网”，也为中国下一步接入国际互联网骨干网奠定了基础。
1990年开始，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几次找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商谈，却在那里屡屡碰壁。胡启恒的目的只有一个：谋求中国接入Internet骨干网，而后者正是Internet核心骨干网的控制人。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原本曾对中国入网之事提供过很大的帮助。1987年11月8日，正是该基金会的主任斯特芬沃尔夫将一封批准信件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转交给了中方代表杨楚泉，并表达了对中国接入国际计算机网络的欢迎。
若是没有这封批准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随时可以要求其下属组织CSNET与BITNET中断对中国的邮件转发服务和与国际计算机网络的连接。在措恩教授当时看来，这封批准信打开了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的“一扇大门”。时任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参与了互联网接入中国全程的钱华林则认为，这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国际互联网的门槛”。
但是，当中国真的想登堂入室、两只脚全跨进去的时候，美国人又不乐意了。原因倒也不难理解，Internet骨干网最早是由美国国防部的网络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网络合并而来，当时尚未完全摆脱原始的军方背景，骨干网上面有很多美国政府部门，也包括一些军方组织。所以美国方面顾虑很多，政策上不允许中国连接进去。
就在胡启恒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断交涉的同时，众多中国科研人员也在为此事四处奔波。
据钱华林回忆，他当时经常穿梭于各种国际互联网会议，呼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中国连接互联网。在这些会议上，钱华林反复阐述中国需要互联网、互联网也需要中国的原因。“中国进入互联网，不是为了偷美国的技术，而是为了科学研究。”钱华林说，“平等共享，这也正是Internet的意义所在。”
钱华林的执着和热忱打动了多国科学家，很多人都给予了他超越国界的帮助。据钱华林回忆，1993年Internet年会在旧金山召开，会后有个国际网络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专门讨论关于中国加入Internet骨干网的议题。让钱华林感动的是，美国某大学的一个系主任本来可以不参加这次年会，但他专门赶到旧金山，陪了钱华林三天，逐一地找一些资深专家和管理官员做说服工作。这些热情的帮助，使得基金会原本紧闭的大门逐渐露出了一线年底，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来信了，同意中国接入Internet骨干网。当时NSF负责互联网国际合作的斯蒂芬沃夫曾经回忆说：“（当时），我们静静地打开闸门，等待中国接入互联网。”
根据当时的电信法规，国际专线只能是哪个单位申请了就哪个单位专用，不能跟别人共享。如果共享，就有转卖线路之嫌。每增加一个新用户进来，就要向开通专线%的费用。
对于最大优点就在于互联共享的Internet而言，如果不能开通多信道服务或者不能降低收费价格，接入国际互联网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如果这道难关迈不过去，以前的辛苦努力不能说全部作废，但至少也失去了十之八九。钱华林他们为此天天往邮电部跑。
胡启恒回忆说，那时候，钱华林等科研人员掰开揉碎地给邮电部有关官员讲互联网的优点：比如互联网的特点便是资源共享，比如Internet不是商业网络，并不盈利
1994年的大年三十，邮电部相关处室的负责人谁都没走，主管副部长朱高峰带着他们开了一个全面协调会，最后的结果是：不额外多收钱，而且要抓紧开通。
得到了国家授权，也做好了技术准备，就只差一个重新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接入的有利契机。
1994年4月初，胡启恒跟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去美国参加中美双边科技联合会议。在开会间隙，他们找到了基金会主席莱恩与斯蒂芬沃夫，正式敲定了这件事。
1994年4月20日，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的64K国际专线开通，中国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成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第77个国家。
最大的瓶颈在于技术方面。基于DOS系统的微机操作是很多人跨越不了的技术门槛。更难的是，由于没有国际解析域名，大量信息都要通过IP地址收发，更加深了人们使用网络的不便。当时，“触网”最早的钱华林可以说是同事们的“百科辞典”，他脑子里装着一大堆的IP地址。如果谁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钱华林就背出一串最适宜的IP地址，供其查询。钱华林由此想到了去互联网上注册域名。
所谓域名，就像是互联网上的“门牌号码”。用符号化的域名与特定的IP地址一一对应，又像是给难于记忆的IP地址穿上了易于辨识的“衣服”。记忆容易了，访问网上资源自然而言也就容易多了。钱华林知道，“.CN”正是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简称InterNIC）指定分配给中国的国家顶级域名，但需要一个符合条件的中国机构进行正式申请。
1990年12月，钱华林借着在美国开会的机会，想注册“.CN”这个域名，结果发现这个域名竟然在1990年10月就已经被注册完毕了，而注册人是一个叫T.B.Qian的人。
回国后赶紧一查，钱华林发现，这个注册者其实是北京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的教授钱天白。
1990年10月19日，措恩向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出了申请“.CN”的预约，询问这个域名是否有空缺，并在10月24日将这个预约通知了钱天白。
当时，域名这个概念即使对于专业从事网络技术的钱天白而言，也是完全陌生的。为此，钱天白在11月3日专门向措恩写信咨询了很多相关的具体问题，比如“什么是域名服务器?”“为什么要设两个域名服务器？”等等。
11月26日，措恩正式在国际互联网信息中心申请了“.CN”顶级域名，承接这一域名的，是被简称为CANET的国内科研网。
措恩在“管理联系”一目中填上了钱天白的名字，而在“技术联系”一目中填上了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系。12月2日，等待批准中的措恩把申请信和相关附件转发给了钱天白。
12月3日，措恩教授收到了同事阿诺尼泊转发的通知，“.CN”域名申请得到了批准。同一批通过申请获得顶级域名国家和组织有4个：
从注册之时起，“.CN”域名初级服务器就一直由卡尔斯鲁厄大学运行着，直到中国直接接入了国际互联网后，卡尔斯鲁厄大学和中科院联合向InterNIC说明了情况，将域名服务器挪回了中国。
1994年5月2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CN”服务器的设置。由中科院网络中心负责“.CN”顶级域名的注册和维护工作。当时,钱华林担任“.CN”域名的技术联络官，钱天白任行政联络官。
从此，Internet逐渐开始在学界发挥作用，越来越多最新的科研成果都通过它进行传送。
真正让Internet在中国公众中开始小有名气的，是一次由几名大学生发起的全球求援。
1995年3月初，清华大学92级女生朱令突患疑症，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却始终没有查出病因。
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诚和几个同学一起将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朱令病症的报道译成英文，通过Internet向全球发信，邀请多国医学专家远程会诊。
信件发出仅3小时，回信就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两天之内，世界各地陆续回信1500多封，30%的信认为是“铊”中毒，这为抢救赢得了时间。
这个故事影响深远，它改变了中国人对于互联网的认识。而此前，“就算那些捷足先登者，也都倾向于认为，那（互联网）是美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弄出来的玩意儿。”（引自《中国的新革命》 凌志军著）
其实，“朱令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有个别先知先觉者认识到了互联网的价值，并开始着手在民间推广。
1993年，“信息高速公路”概念在美国一经出现，留美学生田溯宁便感到了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战略意义。这一年，他与丁健在美国成立了亚信公司。最初的计划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中国企业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息介绍给美国，同时将美国经济及美国企业的信息传递给中国。
但是，他们的计划迟迟未能实现。1993年，全国只有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机房里有一条电话线能通向互联网，还经常要辗转几个小时才能连上。亚信的豪情壮志无从施展。
与他们同样敏锐的人还有一个，马云。这个杭州英语教师1995年以翻译的身份到美国帮朋友落实一笔投资。最终，这笔投资没有达成，马云却被热情的前同事比尔领去西雅图参观了一个互联网公司。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各行各业的企业制作商业推广信息，放在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