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生 尹西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陈劲；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海本禄
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驱动着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变革，并使得企业竞争环境呈现出模糊性、非线性、指数性、生态性等特征。面对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整合式创新的理论视角，新竞争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从封闭自主转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通过科技创新筑基、制度文化赋能、战略视野驱动，由单一技术创新转变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的整合创新，打造动态核心能力，进而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技术的持续跃迁。
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中国的多数企业在发展初期缺少技术积累，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因此，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模仿式创新是多数中国企业早期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身发展的技术发展路径。但是，这一路径很容易使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追赶陷阱，虽然也有不少企业依靠二次创新克服了简单模仿的弊端，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依然未有效解决核心技术缺失的难题，在全球价值链中仍位于中低端环节，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中处于从属地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十分突出。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主体，而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突破口。因此，只有推动企业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才能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企业亟须突破传统的线性增长思维和单一发展模式，从封闭自主创新转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创新，应用整体性、全局性、非线性思维，调整自身使命、愿景和战略定位，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不但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更是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不断形成，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新动能，更为后发国家加快技术追赶、实现创新引领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关于新兴颠覆性技术有两个代表性的组合词汇——“NBIC会聚技术”和“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NBIC会聚技术”是指迅速发展的四大科技领域的协同与融合，即纳米科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最早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牵头资助的50多名顶尖科学家共同开展的前沿科学研讨计划提出，他们认为NBIC会聚技术将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前沿科技，这四个技术领域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会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革，其中任意两项技术实现交叉、会聚、融合或集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则是指伴随着5G通信技术等的重大突破，广受关注的互联网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数据科学。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同样正在引发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了相关国家战略与科技政策。
以NBIC会聚技术和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驱动着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变革，使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和企业间竞争模式呈现出如下新的特征：
第一，模糊性，集中表现为企业边界和产业边界的模糊化。随着新兴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变革，企业和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行业格局被互联网深度重构，跨界颠覆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企业不但要和同行业内的显性竞争对手直接竞争，还要时刻准备迎接来自跨界竞争对手的挑战。高度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和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倒逼企业重新思考自身发展与产业竞争格局变迁的关系。
第二，非线性，集中体现为技术的非线性发展，以及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非线性特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催生了诸如众包、维基经济学等非线性的知识创造和传播模式，并带来了许多生物学意义上的“涌现”现象，对现有的认知模式和组织模式产生了较大冲击。技术发展的非线性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非线性，使得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和竞争优势培育不再遵循千篇一律的定式，而是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这不但给传统的企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也为新兴企业和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差异化突破和非对称性赶超的机遇。
第三，指数性，集中体现为技术成熟与扩散速度、用户和行业增长速度的指数性特征。以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加速应用，不但有效破解了企业内部管理面临的“信息孤岛”难题，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间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大大加快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使企业间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成效大幅提升，管理和沟通成本明显降低。其结果之一，就是技术成熟和扩散的速度日益呈现指数性特征，新技术、新产品的用户获取成本显著降低、用户积累速度爆炸性增长。例如云计算的指数性发展和应用，带来了云服务使用成本的指数性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云服务行业用户数量和销售规模的指数性增长。一大批新创企业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崛起，并跨界冲击着汽车、金融、装备制造等传统行业的在位企业。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融合发展，也正在带动智能制造、智能客服、智能家居行业的指数性发展。面对技术和行业的指数性发展趋势，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都需要打破原有的稳态竞争思维，实施动态性、指数性的创新与竞合策略。
第四，生态性，集中体现为生态型组织和竞争模式的涌现。生态型组织是相对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而言的，生态型组织拥抱变化、重视共生而非竞争，强调组织扁平化、管理民主化、员工创客化。如今组织和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化，互联网新兴技术使得在线共创和产业链价值链高效联动成为现实，创新过程和利润分配模式出现结构性变化，企业竞争焦点也从单一技术、产品或市场，转向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整合竞争。与此同时，开放式创新、众包、知识付费等新商业模式推动零工经济快速发展，冲击着现有的技术创新与获利模式，也改变着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与零和竞争思维。生态型组织不但是有效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也是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成为生态型企业，或者与现有的生态型企业合作，加快技术创新、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的步伐。
技术创新管理视域下，颠覆性创新意指后发国家或后发企业从低端市场或低端技术切入，沿着价值链逐渐攀升，最终比肩甚至超越原有竞争对手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滕森提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是相对渐进性创新而言的，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新趋势，而颠覆性创新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
传统的创新理论和范式，侧重从具体的行为、方法、环节、主体或问题入手理解创新过程、制定创新策略，现有的主流创新理论大都无法摆脱线性思维模式，虽然能够提升企业某方面的能力，但是缺少对创新作为一种社会性创造过程的整合性思考。新竞争环境下，面对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的竞争形势，我国企业亟须采用新的创新战略和创新模式，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整合式创新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整合式创新是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开放、协同创新，其核心要素是战略、全面、开放和协同，四个要素相互支撑，统一于整合式创新的理论范式中。根据整合式创新理论，创新不只是研发部门的责任，而是需要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中，以战略创新引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全价值链的动态整合，真正落实“人人都是创新者”的理念。在整合式创新过程中，企业不但要注重通过全员、全要素、全时空创新强化技术要素，还要注重对非技术要素的发掘和利用，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双核”——技术核心能力和管理核心能力，从而在新竞争环境下超越中国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追赶模式，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整合式创新和传统创新范式最大的区别在于，整合式创新倡导战略视野驱动，强调从系统观和整体观出发，思考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过程的管理，重视对国内外环境、行业竞争趋势、技术发展趋势的战略研判，以战略创新引领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的融合发展。
从整合式创新理论出发，结合企业创新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企业可通过以下路径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分别是科技创新筑基、制度文化赋能和战略视野驱动。这三大路径是从技术要素向非技术要素升级、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进阶和升华的过程，也是由单一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演进的整合突破。
第一，科技创新筑基。科技创新对企业颠覆性技术突破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引领性作用。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适应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研发、开放共创、并购吸收三种途径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具体选择哪一种途径，需要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技术路线和所在行业的竞争环境综合作出选择，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与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相比，自主研发的投入周期更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更高，但相应的潜在回报也相对更高。自主研发对企业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掌握核心技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在开发新产品乃至开辟新市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对于许多企业而言，自主研发面临着周期长、风险高、成果应用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而且可能因其封闭性产生效率低下、对外部资源和市场需求把握不准等风险。开放共创是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借鉴开放式创新的理念，引入外部合作者，将供应商、用户乃至竞争对手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来源，实现内外协同、多元共创和价值共享，是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提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效率的有效途径。开放共创的另一优点在于能够有效发挥多元异质性主体的比较优势，通过“将蛋糕做大”实现联合技术突破和市场共赢。
此外，在自主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并购吸收后的整合，也是一种可行的颠覆性技术突破模式。并购吸收是实现“弯道超车”、加速技术突破的有效途径。
第二，制度文化赋能。在开放式创新时代，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责任早已不止于企业内部的研发团队，而是企业的全体员工，以及包括用户、供应商乃至竞争对手在内的多个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协同问题上，制度与文化的赋能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真正激活组织、激活组织内的个体和外部合作伙伴，以及企业能否达成高效协同、联合推进技术创新和催生颠覆性技术的目标。
制度和文化赋能是指企业通过组织更新、打造包容创新的文化来赋能组织内外的创新个体，进而实现内外高效协同和上下有机整合。科技创新的目的在于构筑企业核心技术能力，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但是仍然有许多技术和产品强劲的企业未能成功地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并从创新中盈利，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忽视了管理核心能力的打造。无论是自主研发、开放共创，还是并购吸收，科技创新的加速突破均需要依靠鼓励冒险、包容失败、奖励学习的制度和文化来持续赋能，由此才能实现全员、全要素、全时空的持续创新。
组织更新是指企业及时调整组织管理模式来积极应对外部市场和环境变化，满足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深入发展，对科层制企业的组织更新速度和效率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企业管理变革带来了压力和机遇。通过组织和制度更新培育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能够有效激发组织内外的个体和团队持续开展创造性活动并保持创新合作的积极性。
第三，战略视野驱动。依靠制度与文化赋能、科技创新筑基打造的核心能力，能够为企业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和赢得短期竞争优势提供强大的保障，也是诸多初创企业成功跃过“创业死亡谷”、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回顾企业成长史和产业变迁史，可以看到像柯达、诺基亚、施乐打印机等许多知名企业都曾经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取得辉煌业绩，但由于没有抓住革命性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在技术变迁的浪潮中错失良机。这种在短期内取得耀眼成绩但却在长期错失转型最佳契机从而退出历史舞台或被后发者颠覆的现象，被称为“创新者的窘境”或“成功者的诅咒”。究其根源，是这类企业虽然在某类核心技术、产品或市场上占据领先优势，但企业管理者缺乏对社会、经济、产业发展趋势的超前判断与布局。战略视野的短视往往会导致企业管理者忽视技术变革的非连续性、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最终难以成功地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高地跃迁至新的技术和产业高地。
那些不被短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优势“锁定”、能够及时进行组织更新和文化重构、在多次技术和产业浪潮中精准抓住机遇实现跃迁的企业，大都非常重视战略视野驱动与引领。战略视野驱动主要体现为超前布局前沿颠覆性技术研发、精准定位企业未来技术方向，加强短期战略和中长期战略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实现组织战略、制度文化和技术创新的动态匹配。战略视野是区别一般管理者和卓越领导者的关键，更是企业和国家在复杂多变、模糊不定的发展环境中识别和抓住重大战略机遇，实现指数型增长的关键。
战略视野驱动的重点在于分析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客户、政策的长期因素，识别影响企业发展的大趋势，明确自身的愿景和战略定位。管理层需在此基础上建设基于共同愿景的协同平台，针对未来趋势共同谋划，形成企业发展路线图，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定中短期战略。通过创新战略的动态调整与优化，以创新战略引领和加速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核心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实力正在从模仿和追赶为主的阶段转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阶段，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也正步入关键的转折点——从需求引致的创新之路转向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突破引领的创新之路，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创新的整合性思考，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通过整合式创新实现对当下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和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的把握，是中国企业超越追赶、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那些有志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在非连续性技术创新和战略前沿技术创新方面保持领先，由此方能掌握和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全球竞争中赢得领先优势。
展望未来，企业在应用整合式创新，打造自身动态核心能力，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的整合思考，以未来使命和战略视野引领持续的创新跃迁。企业在提升经济效益之外，也要不断赋能组织内外个体的能力改善、价值实现和幸福感提升，在此基础上创造更多、更可持续的社会价值，推动产业、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