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著名的《申报》曾有启事一则：“本馆新报四月份除初六、十三、二十二、二十七日，无轮船开不发，余每晨发一张，风雨不改。”也就是说，当月仅4天，因轮船无船期，无法发行报纸；其他日子，每天早上都发行一期，且风雨无阻。

　　这一声明无意间画下了近现代“媒介江南”的一番图景，也印证着交通网络与信息传播的逻辑关系。江南这片水土，如何从乡土中国到都市网络？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在16日上海大学“媒介江南”学术研讨会中表示，正是发达的交通网络，彰显了媒介江南的优势，增强了江南内部联系与整合，增强了上海城市的集聚能力，增强了上海与世界的联系。

　　早在1900年，上海人口就超过100万；到1919年，上海人口已达245万，相当于江南各城（杭州、苏州、南京、镇江、无锡、常州、湖州、嘉兴等）的人口总和；而到1947年时，上海人口达到430万左右，当时南京约103万、杭州约61万、苏州约39万、无锡约27万、镇江约22万、常州约13万，等等——上海人口总量已大于其他各城。

　　那么多上海人从哪来？在熊月之教授看来，其实“上海人”绝大多数是江南人。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的人口占上海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至1950年，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8.9%。

　　宁波、南浔、常州、徽州等地商人，普遍在上海办厂、经商，雇佣家乡人，在家乡置业。媒介也是如此，譬如陈独秀出版《安徽俗话报》，在芜湖编辑，在上海印刷，再到安徽发行；而陈望道翻译《宣言》，在家乡义乌完成，在上海出版。

　　向大城市迁移和集聚，离不开“物资流通+人员流通+信息流通”的“大交通”。近代以前，江南交通网络由“江河湖海路”构成: 江即长江、吴淞江、钱塘江等；河即大运河；湖即太湖；海即海洋；路即铁路。与此同时， 报刊、电报、电话，既联内也联外。

　　熊月之考证，从交通效率看，工业革命以前，从江南到巴黎、罗马等欧洲城市，帆船需要2.5年到3年；工业革命以后，有了轮船，在清咸丰年间这段水路需要4个多月；而民国年间，随着轮船发动机的改进，以及苏伊士运河开通，往来仅需1个月多一点。对于沿江城市，轮船从上海到汉口3天、到常州仅1天；到苏州则更快，而有了火车之后仅需2到3小时。

　　可以说，新式交通工具+报纸杂志+电报电话等，这三者结合使得近代信息传递、知识流动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既与世界各地有广泛联系、又与全国各地有密切联系，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媒介江南。”熊月之表示，这对于提升江南包括上海的地位，关系极大。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舞场，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

　　有意思的是，在李伯元所著《文明小史》中，苏州的姚老先生带着儿子和贾家三子在茶馆吃早点，有小贩来卖《申报》《新闻报》《沪报》之类——这位姚先生教导弟子，“这是当天的报纸，只有上海才能看到，苏州的报纸都是迟一天的。”

　　“媒介是‘日常生活的社会节拍器’。” 作为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媒介与江南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认为，所谓申报“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从媒介实践看，“今日之事”至少牵扯3个层面：媒介内容的界定——新鲜的事；媒介生产的节奏——每日出版；阅读的体验——按时收阅。

　　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开创者、经济史学家英尼斯曾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总是一种新文明的诞生。事实上，一种媒介会引入一种新的时间尺度。黄旦教授站在重构“时间”的立场上认为，报刊的印刷复制，是同时而不同步的；之后电子媒介，则开始同时、同步；当今数字媒介，变为移动即场景，也就形成了“流动的空间”。对于人们，交往方式、交往风格、交往样式、社会文化偏向等均由此加速发生改变。

　　上海大学媒介与江南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孙藜表示，“江南”既是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也是媒介的概念。从印刷、出版、电报、轮船、火车，到现如今的数字技术等各种媒介，多在江南土地率先发育兴盛，同时也为塑造江南的独特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古往今来各种新媒介嵌入和催生新都市生活境况的历史过程有待跨学科深入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