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再提“大兴调查研究”，意义深远。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在做决策、出政策、抓落实上一以贯之地坚持调查研究这个优良传统，本期“民政文化”特别梳理民政档案资料，让我们一起回溯民政人调查研究的历史记忆。
1933年，谢觉哉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的秘书。一天，嘱咐谢觉哉拟一个通知，内容是召开一个县级主要干部会，讨论查田定产。谢觉哉写好后送给审阅，但让他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不足千字的通知，被改得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他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只回答了两个字：“你学！”
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谢觉哉说：“‘你学！’对我启发很大。怎么学呢？一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二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他仔细揣摩亲笔删改的文稿，意识到，会议内容是查田定产，自己初到中央苏区，不知道查田是件什么事，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加调查就动笔可谓冒失；他还忽视了参加会议的都是翻身农民，识字不多，通知不只是要他们看得懂，而且要他们听得懂才行；且苏区物资匮乏，来的人需自备碗筷、被帐，通知初稿中也未考虑到。谢觉哉恍然大悟：不了解情况，没有调查，写出来的稿子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这一年，进行了著名的长冈乡、才溪乡调查，谢觉哉一路随行。谢觉哉后来说：“同志调查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我是看见的。找来乡长支书、三两个农民，每个乡都差不多谈了个把星期。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食宿，生怕他们不能熬夜，一句句很谦虚地问。”从身上，谢觉哉学到了人的真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部长十年期间，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955年夏，谢觉哉冒着酷热到山东惠民地区察看黄河沿岸的灾情。为了深入了解灾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一天午餐时分，谢觉哉没要当地干部陪同，也没带警卫员，仅由一位秘书跟随，悄悄钻进一户七口人家里。正在吃午饭的老乡一见两位“不速之客”，外地干部的样子，急忙将饭食收了起来。谢觉哉拉住主人的手，和和气气地说：“老乡，我们还没吃饭哩，让我们在你家吃一顿饭吧。”主人有些难为情，推脱说饭不多，要另做。谢觉哉执意要吃他们刚刚收起来的饭，主人只好端出来。谢觉哉吃了几口觉得难以下咽，仔细看了看，黑乎乎的，也不知是什么原料。经过询问，才知道是棉花籽拌红薯粉做的。谢觉哉又要了一点这种饭，用手帕包着，装进口袋。谢觉哉说：“我要把它带回济南，让省里的领导同志知道灾民生活的艰苦，好多想办法帮助你们及早战胜困难。”
谢觉哉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在致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委书记李学良、县长张润清的信中，他写道“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要亲自去看，而且会看，不可只听汇报要数字”“要深入地考察原因，耐心去听取社员群众不敢说出的心里话，然后又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同意改进办法”……并以亲身经历作了说明。他去宁乡县的流沙河看鱼，发现河里的鱼是从别处抓来摆样子的，而且一位当地干部还说，公社办公所在地一口塘每年可出一万斤鱼。作为“本地人”的谢觉哉一听就知道是假的，于是当面戳穿了这位同志的假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一些情况，不只是罗列数字……而是说出你们工作的经验，包括以前失败的经验及现在成功的经验，要具体，要有分析，不要笼统。”
▲1986年3月6日，《社会保障报》（后改名为《中国社会报》）试刊第一期刊登王克俭的调查报告
1986年1月，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向机关干部推荐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全面落实五保供养的新形式——龙家堡镇五保服务网络的调查》。报告指出，吉林省九台县龙家堡镇供养五保户的钱、物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过去生产合作社负担，改为从各家各户筹集，很难兑现。1983年，龙家堡镇实行了“统筹分管”，即五保供养经费由镇统一筹集，日常生活由镇、村、社分级管理，基本解决了五保供养中的问题。到1984年年底，该镇体制由镇、村、社三级改为镇、村两级，生产合作社不存在了，出现原来由社一级分管的大量具体工作又无人负责的情况。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龙家堡镇党委和政府在实行“统筹分管”的基础上，以镇敬老院为依托，成立了镇五保服务中心，再依靠村、屯组织和社会力量逐步形成了五保服务网络，将敬老院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的五保户吃、穿、住、医等工作统管了起来，开创了五保工作新局面。
崔乃夫在向机关干部谈到这篇调研报告时指出，这样的调查很多同志是有能力做的，但是，这些年来不少同志热衷于走马观花，较少深入调查，既增加了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担，又收获甚微。不少地方对这种作风是有意见的。他希望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报告，从中汲取经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同年3月6日，《社会保障报》（后改名为《中国社会报》）试刊第一期根据崔乃夫的批示，刊登了这篇调研报告。
这篇有分量的调研报告之所以被部领导肯定、推广，正是因为选题准、方法活、调研深。执笔人之一王克俭在民政部工作的20年里，共出差调研近百次、千余天。回顾20年工作经历，他表示，如果说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与长期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他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心得体会颇深，概括起来即明确一个宗旨、确立两个观点、遵循三个调查步骤、采取四个调查方法。
明确一个宗旨，就是要扑下身子，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长期的、不断的、大量的调查研究。确立两个观点，一个是实事求是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遵循三个调查步骤即制订调查计划、详尽占有材料、得出正确结论。四个调查方法即做好调查准备、召集汇报会、召集群众座谈会、现场实地考察。
“一二三四”调研法看似简单，但真正落实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更需要不断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1990年12月15日，民政部监察办公室专员、原救灾救济司司长姚进明收到了江西省莲花县花塘乡老寨里村（现寨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寄来的一封感谢信。
这封信的缘起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民政部于1983年提出“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的措施。时任救灾司司长的姚进明深入山西省怀仁县，吃住在乡村，深查细访20多天，撰写了题为《在发展生产中扶贫，以扶贫促进生产的发展》的调查报告，总结了当时扶贫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对指导各地民政部门开展扶贫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1984年年底，姚进明组织研究并提出了重点扶持多灾贫困县的思路，经批准后立即组织实施，在全国重点扶持了209个多灾贫困县，开创了有组织扶贫开发工作。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确定了331个国家级贫困县，标志着扶贫开发正式实施。民政部于1986年11月组成了首批由21名机关干部参与的赴井冈山地区经济开发工作团（以下简称扶贫团），扶贫范围是江西省吉安地区（原井冈山地区），重点帮扶国家级贫困县永新县和宁冈县。姚进明担任团长并兼任吉安地委副书记。
扶贫团在永新、宁冈、莲花三县选择了一个乡、三个村作为联系重点。姚进明联系的莲花县花塘乡老寨里村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老区村，也是出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穷山村。他带着三名同志挨家挨户地走访，了解到的现实是令人心酸的：1986年全村年人均收入130多元，有一些户的年人均收入还不到100元。这些农户有的体力强、技能差；有的生产不得法，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负债累累；有的因患病导致劳动技能低，一家糊口都成问题。在对逐家逐户进行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姚进明分别召集村里的党员、能人、青年座谈，让他们畅谈发展生产治穷致富的想法、打算和建议，并为全村62户建立了档案，采取“自报项目，分户建卡，全面扶助”的方法，找到村里的能人组织他们成立科技小组，帮助贫困户学习食用菌种植、快速养猪等新技术，并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增强老乡们发展生产的信心。经过一年的努力，老寨里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粮食总产量达到16.5万斤，人均900余斤，比上年增长44.7%；年人均纯收入240元，比上年增长75%。老寨里村被评为江西省吉安地区老区建设先进村。那一年，姚进明跑遍了吉安地区的14个县（市），写了11篇调查报告和文章，他提出的“扶贫重在‘扶志’和‘扶本’”“资金选择发挥效益好的对象投放，获得‘长流水’的效益”“一户一户地分析，一个劳力一个劳力地研究，发现他们本身具有的特长，帮助他们制定发展生产的规划”等观点，对做好扶贫工作进行了有益探索。
从1986年到1995年，民政部向井冈山革命老区派出八批共59人的扶贫团，共筹集资金1550万元，扶持项目192个。作为民政部定点扶贫的先行者，扶贫团带着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克服困难，积极探索，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0年10月，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到阜阳市临泉县杨小街乡查看灾情
出生革命家庭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曾经长期奋战在民政战线。在安徽省民政厅任职的20年间，他一半时间都在进村入户做调研，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底鞋。工作人员经常看到他从基层调研回来，穿着军绿色的球鞋、卷着裤脚，鞋上满是泥土，到了办公室，立即叫相关处室同志就调研中遇到的问题协商解决办法。
“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这是李宏塔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自创了一个“反向工作法”，就是现在常说的“四不两直”，每次去下面调研、检查，不打招呼直插村庄和农户，掀锅盖、查米缸、看存折，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情况，不要层层陪同，不走“经典路线”，不看打造的“盆景”，听汇报简明扼要、直奔主题。
刚开始调研时没经验，农村家家户户养狗，生人一走近，狗就开始叫唤。村里人知道外人来了，然后镇里、县里领导们就都来了。后来，李宏塔在调研时就在路边找个老乡带路，村里的狗看见熟人就不会叫了。办法虽然“土”，但有效克服了调研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能真正听真话、察实情、出真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