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10年来，上海在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方面先行先试，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并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推动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如何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升自贸试验区功能？

　　6月8日，在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与会嘉宾以“自贸试验区功能提升与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为题展开讨论。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分为1992年开始的1.0阶段、2009年开始的2.0阶段和2020年开始的3.0阶段。

　　屠光绍指出，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3.0阶段有三大主线任务。第一是聚焦目标，包括聚焦促进科技创新、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数字化转型、满足老百姓对财富管理的需求目标；二是完善功能，包括完善资产定价方面功能，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风险管理功能；三是深化功能，包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比如从市场开放向制度性开放，从传统要素的开放向新要素开放，在可持续金融的领域的开放，以及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后”开放。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周小川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并不追求可复制、可推广，但生产要素需要自由流动，也需要区分聚焦于在岸还是离岸为主。他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有大量上市和待上市的公司，以及其他要融资的实体。同时，中国作为高储蓄率国家，有大量可供投资资金，也有不少交易和风险管理的产品。

　　周小川认为，要想进一步、大幅度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着力点还是要放在资本市场的主力产品。“例如股票、债券、外汇、信贷，以及支付等方面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就要求显著提高人民币自由使用的程度，提高人民币可兑换的水平，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周小川称。

　　周小川指出，人民币自由使用和可兑换实现之时，还要注意会引起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形成机制等问题。想好这些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机会大幅度向前，迈上更高的台阶，人民币国际地位也有望逐步提高。

　　“未来一个重要的进展是，上海将允许外国企业，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的优质企业，可以通过CDR等形式在上海市场发行融资、挂牌交易。虽然这当中也会涉及许多政策的问题，但是推进空间很大，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周小川指出。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蛟也表示，未来可以加强上海与境外、境内其他投融资市场的互动，循序渐进，推出更多互联互通机制，积极对接服务“”投融资需求，扩大与东盟贸易伙伴的本币结算和投融资活动；积极吸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法律咨询，资产信托等信用中介服务机构，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质效。同时，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系统的使用，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商品和交易范畴，探索建立人民币境内离岸交易市场，降低跨境经贸业务成本和金融风险。

　　2013年以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相继挂牌成立。作为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围绕着制度创新这一核心的路径，在贸易、投资、金融、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三百多项制度创新成果被复制推广，扮演了金融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角色。

　　周小川表示，通过自贸区试点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进一步传导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40年重要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无论是试点设立经济特区，随后推出沿海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是后来扩容自贸区，都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内容。

　　下一步，葛海蛟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推动区的发展。第一，继续推进商品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助力上海在国际产业发展合作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提升资金跨境融通便利化水平，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第三，创新数据自由流动新方式，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

　　葛海蛟表示，全球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区可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的优势，完善数据监管规则，提升数据治理效能。首先，深入研究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水平规则，进一步完善自贸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其次，探索同经贸关联密切的境外地区构建高效、安全的数据直通机制，建立数据出境认定白名单机制，以数据合理流动带动上海自贸区对跨境产业链的辐射牵引能力；第三，健全数据安全管理框架，在上海已有的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基础上，完善数据出境管理机制，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设置数据出境“安全网”。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吴富林提出，我国自贸区经历了十年的奋进，已经形成了渐进式的部署、多元化的功能、根据地市布局三大特色。他指出，接下来，自贸区建设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个是政府与市场的协同策应。开展自贸试验区需要顶层设计，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必须明确主体是市场，政府的作用在于战略引领，制度构建和环境营造。二是集聚和辐射的两端发力。在自贸区空间布局和功能提升的新阶段，要强调聚集和辐射效应的充分体现。

　　三是制度、技术和文化三维推动。吴富林强调，制度是基础，不断提升制度创新能力和制度型开放水平，是增强市场主体国际竞争能力的必要条件。技术是路径，自贸区既要成为新技术的发源地、新产业的孵化地、新业态的成长地，同时自贸区自身的数字化和智慧型的运行也要提升。文化是土壤，进一步厚植诚信、公正、德治和法治并重，开放包容的文化沃土，着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条件下高水平开放的现代商业文明。